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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卓越贡献

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实践
【正文】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外交进入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通过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冷静观察和辩证分析,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的前景广阔;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与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科技方面,发展已成为更为紧迫和突出的战略问题。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P105)“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在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终结前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P353),“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P383)。他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没有达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就不能说解决了发展问题;只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可喜的发展,就不能说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至少要在21世纪中叶以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另一个是国际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1](P116-117)他进一步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P56)。并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1](P79)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明确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思想,并将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外交政策、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20多年来,我国为实现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并采取了裁军的切实行动,先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在此基础上将在2000年底以前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立场,积极支持和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谋求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将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由60、70年代的以政治、安全为主调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由以经济援助为主调整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为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大努力。20多年以来的外交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坚定力量。
二 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形成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独立自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2

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为独立自主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
第一,更加鲜明地强调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P57)我们强调独立自主,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P3)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真正独立、平等地位,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1](P162)对于任何国际问题,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打别的国家的牌,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打中国的牌。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即使以后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我国改变了曾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了全方位的协调外交。实践证明,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广交朋友,防止受制于人,有回旋余地,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保持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独立自主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党际关系的根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以来对外交往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P319)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这一原则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要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P407),这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际关系上的重大发展。根据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四项原则,我们党不但同各种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工人党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同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友好交往,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的民族民主政党成为亲密朋友。目前我们党已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31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党际交往十分活跃,而且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使我国的外交渠道更为广阔。
第三,提出了对待国际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施压的新情况,纵览全局,及时地提出了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新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正是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方针,尽管国际风云变幻,我国却能从容地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争取了主动性,把握了灵活性,赢得了声誉和信任,并能集中精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伟大成就,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一步拓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1](P96-97)在一个国家内部,大陆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澳门可以搞它们的资本主义。“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P97)二是强调处理国家关系应把国家的利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策略。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以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1](P330)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P348),而至于别的国家实行什么制度,选择哪种意识形态我们管不了。无论其国家的社会制度怎样,意识形态如何,我们都要同它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P353)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纠正了一度出现的“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的偏向,突破了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中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观念,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的新情况下,临危不乱,及时地与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及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独立的各国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调整和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积极推行睦邻友好,改善和发展了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巩固和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20多年来,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25个国家到目前的161个国家。与各国的经贸、科技交往和合作取得了重大发展。
第二,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办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这是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思路,是对和平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一大贡献。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过谈判与英国、葡萄牙分别达成协议,已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既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中国统一的内政问题,也解决了中国与英国、葡萄牙之间历史遗留的外交问题,从而为世界各国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这是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根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我国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正确处理了领土纠纷问题,使我国的睦邻关系得以改善与发展,为保持我国周边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起了关键性作用。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
第三,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P282)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P283)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包括: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各国自己去办,世界的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和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邓小平及我国政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既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又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当今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近年来,在冷战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下,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如,与俄罗斯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与法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等。这是为寻求“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创造的一种不结盟的、非敌对的、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它符合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在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建立努力中的份量。
四 邓小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指导我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经济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我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分析了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P117)。“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因此,“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1](P266)他还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P237)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1](P373)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阔步发展,他还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的一系列原则。如,对外开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对外开放必须坚持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的原则;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两手抓”的原则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为前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是对国际分工、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将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南向北、自东到西,由沿海向内地延伸,从富裕的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经济外交成为新时期外交的一大特色。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已同世界上18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发展到1999年的3607亿美元,增长了16.47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9年的第32位上升为1997年的第10位,首次进入了世界十大贸易国的行列,而且进出口结构也在向合理化方向快速发展;我国从1978年开始积极吸收和利用外资,自1994年至1997年的4年内,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均占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我国的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国外境外来华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旅游外汇收入由1978年的2.6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41亿美元,增长了53.23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得到较快发展,迄今已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承包合同5万多份,累计输出劳务人员近百万人,完成营业额数百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建厂的条件逐步完善,企业跨国经营也得到较快发展,截止到1996年底,我国在境外创办的企业已达到5500多家,总投资达50多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从无到有,1997年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1999年已达1547亿美元。我国还把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引进技术设备同发展外贸、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了世界舞台,提高了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外交的重大突破,对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又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的外交工作。
总之,80年代以来,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已经载入20世纪的光辉史册。邓小平外交思想将继续指导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取得新的更为辉煌的成就,这一理论将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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